上海技术转移学院近日开班，授课老师是中美两国一流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专家，学员来自上海和吉林的高校、科研院所、三甲医院和企业的技术转移从业人员，其中不少学员是高校院所的部门负责人。

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纵刚在授课时表示，我国大多数高校、科研院所对专利成果采取“粗放式管理”模式，与欧美高校院所的管理水平差距很大。相关政策导向、体制机制亟待改革，专利质量管理和技术转移服务人才急需培养。这些观点，引起了很多学员的共鸣。

复合型专业人才稀缺

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介绍，技术转移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在我国十分稀缺，导致高校、科研院所的大量专利成果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

纵刚介绍，这类人才在欧美有很多，属于复合型人才——既有理工科专业背景，又掌握专利、商务、法律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美国和德国，这类人才的平均薪酬是高校院所教授平均薪酬的两倍。上海技术转移学院近日启动的国际认证技术许可专家（CLP）培训班上，两位美国授课专家就是这个行业的一流人才，一位是美国和加拿大国际许可高级管理人协会主席罗伯特·海尔德，另一位是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肯伯莉·乔考斯基。

在欧美很多高校，有一大批这类专业人才，他们的工作是为科研成果从披露到转移给企业提供“一条链”服务。根据校方规定，师生取得科研成果后，如果想转化，必须向学校技术转移机构披露。这个机构的专业人员收到一个成果披露后，会评估其专利性和商业价值，决定是否为这一成果申请专利。如果有必要申请，他们往往会要求科研人员做补充实验，以扩大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专利价值的核心是权利要求范围，范围越大，价值越高。”纵刚解释说，“而在我国大多数高校，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的专利质量管理，很多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专利保护，这就阻碍了它们的转化。”

由于缺少专业性，国内高校的技术转移人员和科研人员还有一些认识误区，如申请专利后要求提前公开，以尽快获得授权。海尔德指出，美国的技术转移机构不会这么做，而是会充分利用从申请到公开的这段时间，寻找专利许可对象。“尽快获得授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授权后也能被无效掉。”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买家，美国机构可能会终止专利申请，这能节省经费。

　　“三管齐下”能补短板

除了加快培养专业人才，在纵刚和一些学员看来，我国的专利政策导向以及高校相关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改革。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专利年申请量排名前十的都达到上千件；　而欧美名校的专利年申请量大多为一二百件。难道是我国高校的创新能力远高于欧美名校？当然不是。主要原因之一，有关部门实行专利数量导向政策，例如职务发明人申请专利后，申请费主要由政府出，发明人还能获得奖金；财政科研项目验收时，科研团队申请的专利数越多越好。“我们有一种说法，专利数量上去后，专利质量也会上去。真的是这样吗？”参加培训的上海一所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说，“听了专家讲课后，我觉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数量一多，反而会影响质量。”

为此，专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调整一些政策和管理办法，尽量挤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泡沫”；同时要加强高校院所的专利质量管理，并给予经费支持。2015年修订的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条提出：“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多元化。”然而这条规定尚未得到很好落实。

去年底，上海市科委启动了首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示范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等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选。这些单位将在3年内持续得到后补贴资金支持，建立健全组织化、市场化、专业化机构，为上海乃至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树立“样板”。

专家还建议，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进一步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对于整条技术转移链而言，国内高校大多采用“割裂管理”模式，相关职能分散在科技处、产业处等多个部门。欧美名校则大多通过一个技术转移许可机构进行“全链条管理”。这类机构拥有大量专业人员，专利数与管理人数之比通常为2—5︰1。而国内高校的专利数与管理人数之比通常为500—1500︰1。由此可见，需要在政策引导、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方面“三管齐下”，才能补长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服务这块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