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看上去就很气人，我自己也不喜欢，但这是基于专利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
20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相继揭晓，获奖者都是来自西方和日本的科学家。媒体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反思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更多的诺贝尔奖，相对于日本几乎每年都拿诺贝尔奖，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还是屠呦呦在上世纪70年代做出的。
其实，一个国家偶尔获得一两次诺贝尔奖并不代表什么，印度、巴基斯坦科学家分别在1930年和1979年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著名的防疫专家汤飞凡在上世纪50年代首次发现衣原体，若不是去世早，也铁定可以获得诺奖的。有些诺贝尔奖成果主要依靠天才科学家的个人能力，并不需要一流的科研设施和研发环境，所以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国家有科学家做出诺奖级成果并不意外。而像欧美日那样几乎每年能够拿诺贝尔奖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
相对于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科研实力其实远未到讨论诺贝尔奖的层次，至少诺奖成果的专利数据显示这一点。
201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都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相关科学家都申请了大量的专利。这些专利都是相关行业最早的原创基础专利，是开行业先河的领先技术。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这些专利为基础进行的二次开发和衍生开发。
分析这些专利的引用图谱，判断哪些专利直接引用了这些基础专利，可以看出哪些单位对这些诺奖成果进行了二次开发和衍生开发。为了去除申请人自身引用的误导，这里的专利引用数据全部采用各国专利审查员在审查中直接引用的对比文件。
直接引用这些诺奖成果的专利几乎都不是中国企业申请的，基本上都属于欧美日的创新型企业，中国企业的专利的引用基本上都是二次引用，也就是在这些创新型企业申请的专利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而不是直接在诺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
如果这些直接引用诺奖成果的专利属于一次引用，中国企业的专利则属于第二次、第三次引用。
比如日本科学家本庶佑的PD-1抗体的专利是基础专利，直接引用该专利的专利基本上都是小野制药、诺华、DANA-FARBER CANCER、SQUIBB、GENENTECH、MERCK、雅培、默沙东等企业申请的。
在本庶佑申请了用于治疗癌症的PD-1抗体专利之后，默沙东等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主要开发用于治疗某一具体癌症的PD-1抗体，比如用于治疗黑色素瘤、肺癌的抗体，或者研究怎样将其他药物与PD-1抗体结合形成治疗效果更好的复合药，也就是在这种抗癌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探索，并申请自己的专利。
本庶佑的PD-1抗体专利属于原创基础专利，直接引用该基础专利的默沙东的治疗特殊适应症的创新药专利属于第一次引用专利。中国企业的专利大部分都是在默沙东等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比如将治疗的适应症扩展到胃癌、乳腺癌，这些专利与默沙东等企业的专利更为接近，审查员在审查时也自然引用这些专利作为对比文件。专利的引用层次非常能够反映企业研发的层次。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在PD-1抗体领域有13件核心专利，引用该专利的其他专利申请约300件，无一件专利是中国企业申请的。
这些引用的专利都是各国审查员在审查专利是引用的对比文件，可靠性较高。中国企业的最接近对比文件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些创新型企业的专利，而与诺奖级成果距离较远。
或许我们的科研远未到直接冲击诺奖的层次，将诺奖级成果应用的技术还做得不够。不仅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也是如此。诺奖专利的第一引用单位基本上都是欧美日的创新型企业，鲜有中国企业的身影。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大奖获得者的专利超过一百件，直接引用的这些专利的衍生专利超过两千多件，只有激光领域分别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的专利引用一次，其他引用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欧美日的创新型企业，而这些领域都有大量中国企业在进行研发创新，却无中国企业的专利是直接引用诺奖成果的。
如果将诺奖成果当成第一层次的研究，欧美日大型创新型企业的研究属于第二层次，中国的科研多属于第三层次。不但中国的企业如此，国内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也基本上集中在第三层次，至少从专利数据上的反映是如此。当然仅以本年度的诺贝尔奖成果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问题。
或许我们的科研不必急于获得诺贝尔奖，而是离诺贝尔奖更近一点，达到第二层次的水平。
附录为本次诺奖获得者的专利，数据来源于Derwent Innovation: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的主要专利成果如下：
直接引用本庶佑的专利的单位如下：
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Gérard Mourou的主要专利成果如下：
直接引用Gérard Mourou的专利成果的单位如下：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Gregory P.Winter的主要专利成果如下：
直接引用 Gregory P. Winter成果的专利：
18027124727•18620026217